“习提出上海党建工作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米乐m6

　　米乐m6采访对象：冯小敏，1953年生，2003年6月至2014年11月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17年3月退休。

　　采访组：冯小敏同志您好！习同志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他任上海市委时，您在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曾陪同他开展党建工作调研，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冯小敏：习到上海工作时，我在市委组织部分管组织工作和干部监督工作。我和习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印象最深的就是陪同他开展上海党建工作调研。

　　习到上海后没几天，在同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沈红光同志谈话时说，他到上海来要重点抓几件事：一是开好市第九次党代会。二是保持上海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关心好上海的民生工作。四是把反斗争进行到底。五是加强党的建设。他让组织部拟定一个党的建设调研方案。沈部长给我们传达指示以后，我觉得这个方案蛮难做的，因为党的建设面太宽了，我就想知道习有什么具体要求。后来沈部长传达了习的要求：要看和浙江不大一样的地方。我思考了一下，认为上海有两个地方和浙江不同，一是浙江民营企业比较多，而上海是国有企业的重镇，国企党建有特色；二是浙江省农村占地面积广，而上海是超大型城市，社区党建是特色。我们建议习考察上海的国有企业党建和社区党建。方案上报以后，习非常认同。

　　首先到上汽集团公司考察国有企业党建。当时上汽集团公司专门做了一组党建的展板，集团负责人向习汇报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当时陪同的还有上汽集团公司外籍执行副总裁墨斐，他是一名美国人。听到一半，习径直走到墨斐身边，直接询问他：“你是一个外国人，你觉得上汽集团的党建搞得怎么样？上汽的党员怎么样？”墨斐说：“Very good！”习追问：“怎么个好法？”墨斐说，我们上汽党员个个都是好样的，在岗位上都是一把好手，工作非常努力，技术上精益求精，还给习举了好几个例子。我们在旁边就感到，习做调研可不是简单听听汇报，还很注重从各个角度了解真实情况。

　　随后，习到静安区中华企业大厦考察楼宇党建。中华企业大厦是最早试行楼宇党建的地方，新华社还就此写过一篇内参《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中央领导同志曾作出批示。那天，习了解了上海楼宇党建的实际情况，也非常肯定上海的做法。他说：“加强上海基层党的建设，要着眼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重点抓好社区和‘两新’组织党的建设，通过构建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使党的工作覆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习充分肯定了我们依托街道把社区党建和单位党建、行业党建联动起来的做法，并且很快就把这一重要经验写进了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

　　习党建调研的第三站是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党员服务中心，主要了解社区党建工作情况。习一路看得很全、问得很细，我捕捉到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党员当然要接受组织的关心服务，但是党员入党首先要接受党组织的教育。”这句话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创建党员服务中心的初衷是服务党员，考虑到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以后，米乐m6有些流动党员没有地方接纳组织关系，还有一些党员失业或者有了困难没有救助帮扶的地方。但习非常鲜明地提出，在服务党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关注对党员的教育。他敏锐地意识到并指导我们，党员服务中心应该成为党员教育强有力的阵地。原来，我们上海的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有五大功能：流动党员接纳地、“两新”组织共享的资源平台、“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孵化器、党员的温馨家园、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后来根据习要求，我们将“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的功能增补进去，而且摆在首位。现在，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来开展党员教育，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培训课程特别多，党员服务中心已成为“社区党校”。

　　冯小敏：案和社保资金案发生以后，对于当时上海正在进行的党的建设探索和已有的党的建设经验，大家有些困惑，思想上出现了迷茫：这些经验和是什么关系？党的建设探索是否还要继续往前走？对于这些困惑，习都作出了坚定表态，他鲜明指出，凡是已经证明是好的经验一定要继续坚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导犯错误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否定工作本身、否定干部群众付出的努力。其中，有两个事例特别典型。

　　一是凝聚力工程是否坚持。凝聚力工程是指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关心群众的工作机制来加强思想工作和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活动，从1992年就开始实施，到2007年已经有15年的历史。也曾经很重视凝聚力工程，所以很多人犹豫，凝聚力工程是否还要作为一个先进典型继续宣传。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和上海市委党校正准备把凝聚力工程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一个品牌，建设相关的培训基地，请示报到市委组织部，我们心里没底，一直没有批。后来，习在一次会上旗帜鲜明地说：“凝聚力工程是上海坚持时间最长、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先进典型，我在浙江的时候浙江省还组织开展了学习，这个典型一定要坚持，要继续发扬。”有了习的指示，我们心里也有了底，很快就批复了培训基地的建设，凝聚力工程也一直坚持到现在。

　　二是社区党建“1+3”模式是否继续探索。2003年，中组部向全国转发了关于上海加强社区党建工作调研报告以后，于2004年在天津召开全国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座谈会，指定上海在会上介绍经验。随后，很多兄弟省份也慕名前来学习。在此背景下，市委提出上海要在区域化党建探索上更进一步，建立起区域化党建的协调体制机制，并开始试行“1+3”模式。“1+3”模式就是街道党工委增加1/3的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再增加3个下属党组织，即行政党组、综合党委和居民区党委。行政党组负责管理协调“七站八所”这样的派出机构，综合党委负责管理协调驻区的所有法人单位，居民区党委负责管理居民群众和流动人员等自然人。这样通过把驻区单位、派出机构、居民区有代表性的党组织负责人吸纳到街道党工委委员中，使街道党工委能够更好统筹整合区域内所有党建资源，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社保资金案发生后，是否继续推进“1+3”模式的探索实践也成为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习让我们先搞调查研究，了解这一模式在基层施行的情况。看完市委办公厅和市委组织部两家单位联合形成的调研报告后，他的态度非常鲜明——要继续坚持和完善。2007年7月17日召开的上海市委九届二次全会上，习在讲话中再次提到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及时进行面上推广，力求成果共用”。如果没有习的大力支持，这项有益的探索可能早就中断了。

　　采访组：您刚才讲到，习同志初到上海，对有特色的党建工作非常关注。请您谈谈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情况。

　　冯小敏：我先讲一个小故事。2005年，日本发生篡改教科书事件，引起全中国人民普遍的愤慨情绪，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广大群众和学生是理智的，但也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借机进行打砸公私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活动，损害了我国形象。我们也从具体工作领域进行了反思，认为这次事件暴露出我们“两新”组织党建的一个薄弱点。市委责成组织部提出加强举措，当时我们做了调研，发现有两个地方没有人参与：一个是位于静安区的中华企业大厦，也就是习后来去调研的地方；另一个是浦东的嘉兴大厦。究其原因，都是因为里面有党组织在发挥作用。中华企业大厦里面有一位专职党群工作者，叫王长燕，他是上海市第一个在商务楼宇中成立党员服务点的专职党群工作者。嘉兴大厦当时的是汪敏君，她对白领青年们说：“我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你们不能去，如果有人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白领青年心里都清楚，汪老师一直勤勤恳恳为大家做工作，不论是初来上海找不到房子，还是有孩子要入托入园，汪老师都帮忙想办法，还给很多人过过生日、当过红娘。“既然是汪老师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要去了。”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一层意思，就是上海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探索，既有创新意义，也是现实需要使然。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集聚了很多跨国公司的中国行政总部、研发总部和财务结算中心，商务楼宇很多，人员比较分散，一个商务楼宇里可能有十几个公司办公，如何将散落的党员管理好、群众凝聚引导好，并且充分调动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是我们始终思考的问题。事实说明，加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对白领青年的凝聚力、影响力是巨大的。

　　习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表示，上海是全国最早成立市社会工作党委的，有这样一个机构从事“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非常重要。他还提出，“两新”组织党建，既要继承党的建设中的一些宝贵经验，同时要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新做法，要用改革的精神做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在上海，发展专职党群工作者队伍是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从2002年开始，许多区县就率先做了一些探索。2005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在总结完善基层经验的基础上，从扩大基层专兼职党群干部的来源、着力解决基层党群干部力量不足问题入手，研究制定专职党群工作者社会化招聘、契约化管理、专业化培训、职业化运作的工作机制。同年6月，市委组织部会同人事局正式向全社会招聘并择优录取了461位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当时招聘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做过党群工作的人，定编事业编制，这部分人的特点是贴近白领青年，有共同语言；还有一部分是40岁以上、60岁以下的，采取聘任制，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党群工作经验。借此契机，全市各区县又陆续自行招聘了一批专职党群工作者，培育了一支2000余人的“两新”组织基层工作队伍。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以后，上海的“两新”党建迈入正轨，就是“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后来我们又把经验延伸，支部建在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圈市场，再依托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整合区域党建资源，开展党建联建，很好地推进了“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习到上海时，把这一套方法总结为“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可以说是提炼得非常到位。区域化党建格局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在筹备世博会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认为，我们党强调的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其实是一种可以面向世界的、国际化的治理方法。国外的善治理念是“三方协同”，“三方”即政府、市场和社会；我们国家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方共治”，可以全方位地将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我们最大优势的体现。

　　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好基层党建，米乐m6上海的创新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有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总结的价值。原来很多专家都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党建是体制内党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党建是体制外党建，二者间仿佛有一条鸿沟，难以跨越。习在上海工作期间大力支持、充分肯定的，就是把体制内党建和体制外党建连接起来的工作方法，就好像“公转带自转”，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将体制内的资源有效地服务于体制外。事实上，“自转”运转起来以后，又可以反过来服务于“公转”。现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加强以后，通过区域化党建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益活动，比如为孤寡老人服务、到医院和地铁站做义工，有力促进了“两新”组织积极履行社会职责。

　　冯小敏：重视区域化党建，是习战略思维、战略意识、战略眼光的突出体现。过去，我们党组织有两大特点，一是层级结构，从中央、省、市（区）到街道、乡镇；二是线性结构，分为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科技系统等不同且互不交叉的线性结构。区域化党建就是把不同层次、不同线性结构的单位，通过创新机制实现互联互补，把各种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服务于这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也就是党的以来习总一直强调的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管理是单一主体，治理是多元主体，区域化党建就是将多元主体通过一个机制实现共治，街道党工委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世界各国不一样，我们是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就是天然的共治的主导力量，通过创新机制，把多元主体整合起来，通过协商的办法形成契约，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建共享，最后达到社会治理精细化。

　　在这方面，习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他在10年前就看出了上海区域化大党建格局的先进性。还记得2008年，习已经到北京工作，但他看到我们报送的《上海市委关于2007年上海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还非常认真地了解其中的内容，并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习将我们报告中的三个典型做法作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说明他一直关心关注思考上海的党建工作格局，这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激励。也正是有赖于习的远瞩，我们在十几年之前就对党建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一直到现在依然适用，并不断完善发展。

　　冯小敏：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坚持推进干部下基层。他经常对我们说，他在浙江跑遍了所有的县，走遍了所有省委省政府的机关部门，干部就应该往下走，应该到第一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当时习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推动实行“三访三服务”工作。“三访”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定期“下访”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主动“走访”联系身边群众、党代表固定时间地点“接访”基层党员群众（如每月15日到党员服务中心接待来访），“三服务”就是领导干部牵头协调协同服务、街镇窗口接待服务、基层组织自助互助服务，并形成工作机制。2009年，已经担任中央局、国家的习同志在南京主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科学发展观座谈会，我陪同沈红光部长参加会议。沈部长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实行“三访三服务”推进干部普遍下访，几年下来取得丰硕成效，习听到此处，插话说：“红光，你说得对，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要推动这个。”习就是这样一以贯之地重视领导干部下基层，始终把基层疾苦放在心上。

　　二是极具担当精神。习到上海工作时，案和社保资金案发生不久，中央派专案组驻上海开展调查，米乐m6市纪委和专案组收到很多对局级领导干部的信访举报，涉及几十个人。我当时是市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也具体负责市第九次党代会党代表和党的代表的具体组织推荐工作。这些举报信使得有关人事安排陷入僵局。因为有关部门对这些信的内容尚待核实，组织部在查核清楚前一律不用不妥，用了则要承担风险。面对这个棘手难题，习毅然担起责任，他说，纪委、专案组没有明确定论的干部，我们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习的这句话，让我们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大胆放手工作，确定了党代会名单方案。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习当领导有肩膀能扛事，而且能够为下属职能部门着想，令我们非常感动。

　　三是很讲规矩意识。习在上海时，了解到干部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的干部“一干两制”。“一干两制”就是一人兼两个身份，既保留党政干部身份，又是某个国企的高层，在职时拿的是企业的高工资，退休时又以公务员身份退休，两边的好处都要占。习听到反映后，对我们组织部说，干部不能“一干两制”，当党政领导干部就不要考虑挣钱，之前去企业的干部再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留在企业或者回到公务员系统，以后愿意到企业去的干部，关系全部转到企业，也在企业退休。市委组织部立即给全市干部发通知，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四是非常支持扶贫工作。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后，我们组织部联想到韩国“新村运动”是一村一企，觉得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城乡结对帮扶，用党的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我们首先找到农委商量，农委很高兴，愿意和组织部联手做这个事情。当时上海全市年均可支配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358个，我们探索发动市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和中心城区结对帮扶这些经济薄弱村。但是当时有同志不太赞成，觉得这应该是政府的事，组织部牵头，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市委研究室内参《上海党建要报》刊发了我们开展结对帮扶的文章，习看了以后，于2007年7月1日作出批示：“各级党组织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意义深远且初见成效。需要进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乡、以工补农、以企哺村’的方针，把工作做实做细，努力抓出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贡献。”习的这个批示一锤定音，在他的肯定支持下，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推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那时起到现在，上海城乡结对帮扶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五是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很强。当时市委组织部探索数字化党建，一是推进城乡基层党员远程教育平台，二是在长宁区进行党员教育管理数字化试点。习到长宁调研时看到了这个试点，对当时的长宁区委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要把它认真做下去。习对这些探索性的事情很敏感，能够从一个简单的雏形看到未来的效用，对符合发展方向的事物都给予很大鼓励。十几年来，上海的信息化党建风生水起，不仅远程教育覆盖所有的居委会、村庄以及高校、企事业单位，还有基层党建网、党建APP，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7年10月习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他说：“我在上海工作时间短，来不及到每个部门走访，我没有到过的部门，都要告别一下。”于是他就来到市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办公室和每位同志握手、留影，大家都很感动。临走时，他一只脚已经跨到中巴车上，忽然若有所思，很快又把脚收回来，回头对我们说：“上海的党建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这句话他反复讲了两遍，在我看来，习是把巩固和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任在上海的肩上压了又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党建工作研究、关注基层党建的工作者的重任，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辜负习的信任与重托。